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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阻正生書院遷入梅窩,鄉議局以遠離民居和反對聲音較小為由,另外建議了四個新校址。表面看來,這提議不失公平可取,有助平抑梅窩居民被特別關照的憤懣;但想深一層,有了梅窩居民引起公憤的抗爭在前,其他選址的居民還敢冒著被全港道德審判的危險反對嗎?如此一來,天秤便靠向了梅窩居民那邊,在最少反對聲音為尚的原則下,鄉議局所提出的新校址必定鵲屏中選,試問哪裡還有公平可言?另一方面,此案若然真的被政府接納,勢必成為最壞的先例,令人以為聲大便是真理,連官府的政諭都可以挑戰,不單會嚴重削弱政府的威信,更會助長一眾刁民的氣燄。所以,不必再枉花時間和納稅人的金錢搞些無結果的咨詢會了,乾脆便將正生書院遷入梅窩,但卻說這是校方考慮了所有建議新校址後的最終選擇,看看鄉議局還有甚麼話可說。
六四事件踏入二十周年,由最初公眾一面倒的譴責,後逐漸降溫為有待歷史評價,再演變成今日曾蔭權所代表的曲線認同,固中立場轉折之大,正好證明特區政府在愚民教育方面相當成功,讓香港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情 ―― 是非曲直皆屬相對而非絕對的價值 ―― 勝利接軌。在此種畸形的社會,同一事情因應不同的政治氣候可以出現完全相反的評價,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更屬家常便飯。至於身處其中的人,則惟有採取一種模稜兩可的處世態度,方可避免因「錯認」真理而招來的無妄之災。久而久之,人們便喪失了判斷對錯的能力,並且成為當權者操縱民意的工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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